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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文章


2009-08-03

伟人的贤内助卓琳:从千金小姐到共产党人

  中国有句名言: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。这句名言放在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。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、伟大的。他的一切与他有一个温暖、幸福的家,有一位温柔、善良、不断给予他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。卓琳就是这样一位默默站在他身后,不断给予他力量和扶持的伟大女性。
1
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
    1939年初秋,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。卓琳说:“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,我是在公安部工作,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。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,我不知道。他就找到我的一位好朋友,让她来跟我谈,说他想跟我结婚,问我同不同意。那位朋友和我谈了两次。我说我年纪还不算大,不想那么早结婚。”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,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。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,卓琳自然缺乏了解。据卓琳讲,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,“我不是看不起他们,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,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”,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。后来,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,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,觉得他还不错,是个知识分子。“我想,反正早晚都得结婚,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,我说算了吧,凑合吧”。
    不多久,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,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几天后,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。婚后,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,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,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。
2
从千金小姐到共产党人
    卓琳的经历,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、震撼人心,但却同样充满曲折。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,是家中第七个孩子,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。卓琳原名浦琼英,父亲是云南有名的“火腿大王”,曾因某种原因而被“软禁”过,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、香港、广州,千里寻父。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与男人不平等,为之愤愤不平,小小心灵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。
    念中学时,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共产主义,卓琳深受感染。有一天,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。在押赴刑场时,她慷慨悲歌,高喊革命的口号,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,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。于是,追求自由、追求个性解放、追求革命的真理,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。
    1931年,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。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,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了。国难当头,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,云南队只好撤返。但卓琳心不甘情不愿,写信给家里,表示不回云南,要求去北平读书。家人同意后,她经上海辗转到北平,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,次年,考入北平女子一中。
    1935年,“一二·一六”运动中,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,手挽着手,肩并着肩,加入抗议洪流,高呼“不当亡国奴”的口号,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。对她来说,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,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。
    第二年,卓琳抱着实业报国、科学报国的理想,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。在校时,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。不多久,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。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,终于躲过日本兵凶神恶煞的视线,逃出北平。当时日本兵手持刺刀、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,令卓琳刻骨铭心。
    逃出北平后,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革命。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,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,经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。次年年初,她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,并因工作需要而改为现名。
   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,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,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,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。
3
特殊时期共享“特殊待遇”
    1952年,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,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。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:不要到外面工作,不要出风头。于是,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、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,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,整理日常文件。“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,就交给秘书。他要收起来的文件,由我负责存档。这些文件他看完后,我一一登记好,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。”有时忙,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。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,从不给他添乱、惹是非,从没想过从政参政,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、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    家庭的温暖,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,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,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。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,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,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。
    1966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。艰难岁月,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。那个时候,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,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,没有“犯糊涂”:“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,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,但不会有错误,更不会有大的错误。”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,工资被停发,生活十分困难。
    1969年10月,邓小平以“全国第二号走资派”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。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,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,迎接生活的挑战,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。那时,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,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,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,然而毕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。卓琳看他很累,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,邓小平说,不能坐,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。
   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,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,生活甚为拮据。后来,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,不多久,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,邓小平很爱喝。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,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很下饭的。
   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。“他挖地,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,弄成一亩地的样子,我们跟老百姓要些种子,种些茄子、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。”
    被“发配”江西的日子,卓琳怀念终生。在院子里挖地、拔草、种菜、施肥,他们干得很愉快,互相帮扶,互相体贴。没几个月,菜地长得青葱翠绿,结出了丰硕的果实,青菜可以摘了,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,蜜蜂在周围来回飞舞。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。就是这样,邓小平干重活、粗活,卓琳做烧饭之类的活,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,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。
4
“中心”与“核心”都那么忠心
    邓榕说:“爸爸老在忙工作,不大管我们,因此对我们来说,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。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,在思想上,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,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。”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,结果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考上了北大物理系。从这一点,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。
    在生活上,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。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,盖什么被子,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,都是由她来安排。夫妇俩恩爱有余,心心相印,患难与共,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。
    在家里,卓琳是“中心”,而邓小平是“核心”。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,把孩子看好,不让小平操心,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。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,邓小平从不过问,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。在三年困难时期,邓小平爱喝龙井茶,比较贵,也爱抽点儿烟。一向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。每天上午下午,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。邓小平喝完后,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。
    在三年困难时期,一家十几口在一起吃饭,为保证丈夫吃得好一点儿,卓琳让他单独吃,邓小平不干。后来,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。不久后,老爷子又不干了,坚持要跟大家一起吃。卓琳没法了,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,但到了饭桌上也让邓小平给分了。
   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,同孩子们在一起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。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、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、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,由卓琳照顾。同时,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,并尽力帮助老战友。
   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,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。她说,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,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。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。
    近些年来,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。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“希望工程”捐款,有一次,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:“……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,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,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。我们现已年迈,常以不能为家乡多做贡献而内疚……”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 “希望工程”以表心意。
    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,卓琳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93岁。小平走后12年,卓琳同志也追随着邓小平同志的脚步离去了,这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追随,愿老人家灵魂安息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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