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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05-31

《明史》为什么把好人写成坏人?

《明史》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:阮大铖、阮鹗。其中,阮大铖列入“奸臣传”;阮鹗虽未入“奸臣传”,但其传记的内容,则完全是负面的。
阮大铖与阮鹗,出自同一家族,阮大铖乃阮鹗曾孙。《明史》总裁为张廷玉,与阮鹗、阮大铖同为明代桐城人。张廷玉主修的《明史》,不仅老乡处理成“坏人”,甚至还将老乡的籍贯处理错,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?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?


1955年浙江平湖城关出土的“平海寇碑”。文:“春(嘉靖三十五年,1556),皇上既易置节钺大臣,以侍郎绩溪胡公为浙直总督,都御史桐城阮公为浙闽巡抚” ……桐城阮公,即阮鹗
阮鹗(15091567),字应荐,号𠙶峰,明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(今属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𠙶山镇)。嘉靖二十三年(1544)进士,历官南京刑部主事,浙江提学副使,右佥都御史,右副都御史,巡抚浙江福建等地。赐祭葬,赠通议大夫,谥忠定,浙祀名宦祠,皖祀乡贤祠。
明代著名人士陈继儒(陈眉公,1558-1639)有《𠙶峰阮中丞外传》,是记载阮鹗生平最详细的史料。尤其是对阮鹗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倭史实有较为全面翔实的记述。因原文较长,现简述如下:嘉靖丙辰年(1556)春,升右佥都御史,任浙江巡抚;三月,徐海攻海盐、乍浦,卢镗、俞大猷等都被击败,阮鹗率部死守桐乡,总督胡宗宪不予援助,自此结下恩怨。阮鹗主张剿灭倭寇,胡宗宪主张招抚倭寇,督抚双方意见也不同,但嘉靖皇帝支持剿倭,并下口谕:“以后言抚者斩!”浙江仙居一战,阮鹗率谭纶、卢镗、戚继光等抗倭名将,剿灭倭首徐海、汪直等,立大功,升右副都御史,任福建巡抚(特设)。嘉靖戊午年(1558)春,正当阮鹗抗击福建诏安倭寇时,遭反对派构陷而被逮入狱,福清、福安、兴化等地随即失陷。阮公被逮过浙江时,士民感戴阮鹗功德,自发到岳武穆祠为阮公祷告。嘉靖皇帝知阮鹗冤屈,下狱六天后仅将他贬为平民,返归𠙶山老家。直到隆庆元年(1567),经过阮鹗长子阮自崙刺血上书,户部尚书马森、兵部尚书霍冀联名为其伸冤,隆庆皇帝为其官复原职,不过这年冬天阮鹗就因病去世。陈眉公在最后这样评价阮鹗:“阮公儒将也,非胡总督比也。”
陈眉公在文中还有很多生动细节描写,值得一读,如讲戚继光在梁庄时,看见有一人站在阵中,非常危险,戚继光便从后面拽曳,一看是阮鹗,吓得连忙跪请阮公不要在这危险之地逗留,阮鹗却拍着戚继光的背说:“危险我不怕,让我感到欣慰的,是有你这样的良将。”戚继光倍受感动,愿以死报答阮公。
明嘉靖丁未状元、内阁首辅李春芳(1510-1584),有《都察院右副都御使𠙶峰阮公墓志铭》,对阮鹗一生也有详细记述,并将其与汉代陈平相提并论,为阮公鸣不平。
除了以上记载,乾隆《浙江通志·名宦》、康熙《安庆府志·乡贤》、康熙《桐城县志·仕绩》等方志资料都对阮鹗是正面记载,在杭州有“忠定祠”,在安庆有石牌坊。
而负面记载的史料主要是《明史》,虽然只有区区177字,但几乎全是负面局部记载,其原因今天已不可考,但可以推想是跟《明史》的编修者直接相关,因为这些参与编修的人士多是明朝遗老,鉴于对阮大铖的价值判断,从而影响了对阮鹗的历史评判。由于《明史》是官修正史,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,其负面影响却是深远的。
比较《明史》卷205和《明世宗实录》卷457中有关阮鹗的记载,可以看出,《明史》素材主要来自《明世宗实录》。而其后的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12,则是对阮鹗的定论材料,但不知《明史》为什么没有采用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12显示,阮鹗的功过已在万历四十一年做了定论,当时已给阮鹗官复原职,并赐祭葬。全文如下:
万历四十一年九月,丁巳,复故巡抚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阮鹗原职,并与祭葬。鹗直隶桐城县人,嘉靖二十三年进士,除南京刑部主事,改河南道御史,提督北直隶学政,升浙江提学、广东参政,三十五年,升右佥都御史,巡抚浙江,兼理福建,以平倭赐敕奖赉,升右副都御史,三十七年,被逮为民,隆庆元年,恩诏冠带闲住,至是以子自华请,遂复原职。鹗之宦浙也,始掌文衡,随秉节钺,当其开门全活数万人,功已卓矣,既而战仙居,战乍浦,所谓间关行阵勇壮敢战非耶,及其抚闽,则以无兵无食之时,而为加饷加赋之举,事固有济,谤亦随之,大抵以劳则在浙可录,以议则在闽可原,要以疆场之事,非所绳于常格之内也。比三品未考满,例与祭一坛,给半葬。
对于阮鹗在福建被逮这一关键问题,《明神宗实录》认为:“及其抚闽,则以无兵无食之时,而为加饷加赋之举,事固有济,谤亦随之,大抵以劳则在浙可录,以议则在闽可原,要以疆场之事,非所绳于常格之内也。”就是说当阮鹗任福建巡抚时,在兵力和粮饷缺乏的情况下,超常发挥,奋力抗倭,当事情有所成就的时候,忌妒诽谤也就随之而来,如果论功劳那在浙江的事迹是可记录,如果论争议的话那么在福建的问题也可查证,总之战场上的事情,不能用常规的思维来进行限制。
明万历七年《杭州府志》卷62《名宦·阮鹗》也有全面的大篇幅记述,其中提到,阮鹗被逮后,放回原籍,后又被参劾侵吞公款,死后才查清其款是用于犒劳士兵,从而获得清白,称“其功不可泯”,“入祀名宦祠”。
明万历三十七年《钱塘县志》载:“阮公祠:在武林门外,祀都御史阮鹗,匾额‘忠定’,隆庆六年建,李春坊《记》。”
清雍正至乾隆年《浙江通志》卷217《祠祀·阮公祠》载,雍正八年,浙江总督李卫重修忠定祠,并作长篇《重修阮公忠定祠记》,其文有,“杭人德公不忘,于武林门外筑室祀公,兴化李文定公既为之记……如公大节昭著,而俎豆不修,肸[bì][xiǎng]无所,又何以仰副大化而无愧于风励之旨耶?”
综上可见,明清官方史料和私人撰述足以证明《明史》“阮鹗传”乃是断章取义、片面之词。以上观点,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副编审张全海博士。我在《明季闲谭》《明朝大败局》,于明朝大背景下对阮大铖、阮鹗的相关事迹,作了全面的梳理,比较清楚地分析了《明史》对前朝历史处理的曲折与目的。
《明史》修撰者,抛弃明朝的定论,重新截取一个片面说事,涉及整个《明史》指导思想的确定。“阮鹗传”如果回归到事实,涉及的明代人物太多,定性很难。
在明嘉靖朝,弹劾阮鹗的是宋仪望。宋仪望时为御史,弹劾官员似为职责所在,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。
宋仪望(15141578),字望之,吉安永丰(今江西省永丰县)人,明朝理学家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进士。授吴县知县,惠政颇著。征拜御史,陈时务十二策。因劾胡宗宪、阮鹗忤严嵩,贬夷陵州判。嵩败,擢陵州兵备佥事。万历中累官至大理寺卿。又因忤张居正被劾归。
从宋仪望为宦经历中似乎看出,这个人有正直的一面,得罪过多位权臣、高官。实际上,明朝官员结党严重,官员间的派系又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。宋仪望最终与张居正反目,张居正最终与首辅徐阶反目,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,宋仪望、张居正、徐阶又是同党,共同的政敌就是严嵩。
胡宗宪、阮鹗等,皆出自严嵩门下。严嵩同样很复杂,他对明嘉靖朝抗倭形势的转变,起到决定性作用。严嵩在官场争斗中,败于徐阶。而胡宗宪、阮鹗的倒台,恰是严嵩官场失败的先声。
胡宗宪、阮鹗、戚继光,同是明代的抗倭英雄,而笑到最后的,只有戚继光一人。戚继光,又恰是张居正一系。
阮鹗一事,本在明朝即已平反。《明史》重新翻出旧事,与“严嵩传”等的处理又联系在一起。事实上,在明朝被彻底否定的只是严嵩之子,而不是严嵩本人。


关于严嵩、阮鹗、阮大铖,《明季闲谭》《明朝大败局》有详尽的分析,非片言只语所能言清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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